第5章 国境的这边和那边(3/4)

战争，而这旧症唯有“自由主义”的一帖良药才可以救治。这样的看法有苏联在阿富汗和捷克的行迹为证，但还是过于笼统，也过于乐观和时髦。他们忘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爆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恰恰是实行民主选举制的德国以及“维新”成功的日本，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以及“维新”失败的中国。这样的文字虚构也无法与我的个人经验接轨。我曾经去过东南亚、南亚等一些周边较穷的国家。有意思的是，我的某些同行者无论在国境这边是如何崇拜自由和民主，如何西方制并且愿意拥抱全世界，但只要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只要目睹邻国的贫穷与混，他们就不无民族主义乃至族主义的傲慢和幸灾乐祸——非我族类的一切都让他们看不上。

我相信，他们一直声言要拥抱的全世界不过是曼哈顿，一定不包括前这些“劣等”、“愚顽”的民族；如果现在给他们一支军队，他们完全有可能有民者的八面威风。

在富人面前近乎和讲团结，然后在穷人面前摆架和分，这当然没有什么难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算不上什么民族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只能指称那些居然对抗现代文明的行为，那些居然冲着西方发达国家闹别扭的行为，包括挨了导弹以后跑到人家大使馆前示威的行为——似乎民族主义的示威比自由主义的导弹更加危险。不难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近年来学界风行一时的“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似乎“救亡”曾耽误了“启蒙”，而“启蒙”就一定得忌言“救亡”。我不能说这叙事纯属谋搅局，也愿意相信这叙事有一定的有效范围。但面对这些艰难的概念工程，我更愿意听一听越南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说青年们在抗议国侵的时候呼号：“国佬回去！”但接来的一句是：“把我们也捎上！”

这一显然自虚构的政治笑话得以传，当然是因为它揭破了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的真实心态，揭破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暗中转换——它们看似两个面孔而实则一个主义，常常在很多人那里兼备于一。于是这些人时而是悲愤的民族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国（或其他国家）正妨碍他们过上好日；时而又是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跟随国（或者其他国家）才能过上好日。他们既恨国又国，通常的况是：这恨由来“启蒙”（国幸福我们也得幸福，国称霸我们也得称霸）；这也总是由恨的“救亡”来实现（不扳倒国我们如何能成为一个国？或者与国平起平坐？）。他们常常被自己的影吓一大，对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愤愤然鸣鼓而攻。

这样说，并不是说所有的民族主义都与自由主义有瓜葛。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步”的不同方式，都采用了民族国家这政治载和利益单元，都得借重军队守土、法院治罪、央行发钞、海关截私等一切利益自保手段，都难免民族主义绪的起落。在这里，发展主义的国梦想在带来经济繁荣和政治改良一类成果的同时，也常常带来邻国不安和痛苦的对外扩张——这与民族国家合理的自尊、自利、自卫常常只有半步之遥。同样的理，这发展主义的国梦想，也可以有一延伸和改换面，比如给民族国家主义装上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缓冲或者放大，带来“大东亚共荣”以及“印度支那革命”之类的实践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