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关于社会与历史》：完美的假定(3/6)

的错误。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和宽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要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观、学术观、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但这些多样的意识形态后面，透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怀，透了一共同的温，悄悄潜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立场可以是激主义也可以是保守主义，可以是权威主义也可以是民主主义，可以是暴力主义也可以是和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也可以是乐观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同一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

历史一页页翻去，他们留来了。各学说和事件不断远退，他们凝定成记忆。后人去理解他们，总是滤取他们的人格，不自觉地忽略了他们上的意识形态残痕。他们似乎是各不同的乐，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轨迹和去向的天，辉耀着同样的星光。

于是，他们的理想超越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不再是名词，更像一个动词。

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在当今一些批评家那里，即便再健再的意识形态，都经受着怀疑主义的温压，也面临着消解和崩溃的危险，何况其他。随便拈一句话，都可以揭破其中逻辑的脆弱，词语的遮蔽，任何命题的测不准质，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变成鬼脸。问题在于，把一个个主义投检疫和消毒的线，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义，辨析主义坐标的人生状态，辨析思想赖以发育和生的神基质和智慧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现实的批判，是理论返回生命和世界的。

意识形态不是人的唯一剖面。格瓦拉可以过时，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们与仿格瓦拉和伪吉拉斯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里，永远有了崇和庸俗的区别。

这不是什么理论，不需要什么知识和智商，只是一最简单最简单的常识，一个无须教授也无须副教授无须研究生也无须本科生就能理解的东西：

的选择。

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libidly（对丑的）》，一个西方记者写的。文章指实利主义的追求，使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上丑丑态，不失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凌厉的妙文。很时间，我也在实利中挣扎和追逐，渐的忘却。平宁而富庶的小日正在兴致地开始，忘却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安全设备。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政治：一个丛林里的“红棉”，第二职业是为政府军打工。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宗教：一个讲堂上仙风骨的空门大师，另一项方便法门是房地产投机的盘算。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文化多元：在北京的派别纷争可以闹到沸反喧天不共天的程度，但纷争双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说同样的话，同样的事，设同样的宰客骗局，享受同样的异，使人没法对他们昨日的纷争较真。我们开始习惯西方资本主义的语言制，i（利益）与i（兴趣）同义，business（生意）与business（正事）同义，这样的语言逻辑十分顺耳。我们习惯越来越多名誉化的教授、名誉化的官员、名誉化的记者、名誉化的慈善家和革命党，其实质可一个“利”字了结。总之，我们习惯了宽容这些并不违法的制化庸俗。我们已经习惯把“崇”一类词语，当作战争或灾难关的特定文，让可笑的怀旧者们去珍藏。